富于学养的胡国栋教授最近出版了新作《海尔制：物联网时代的新管理范式》，提出与“福特制”、“丰田制”并列的“海尔制”，具有独特见解。在美国管理经验、日本管理经验之外，进行了一项非常有价值的探索，为总结中国管理经验，做出了中国的贡献。
中国经济成功，从成功的时间长度，成功的规模体量看，都不亚于创造了福特制的美国经济成功、创造了丰田制的日本经济成功。但与对于美国管理、日本管理的总结相比，对中国管理的总结，与其成功不成比例。不成比例到，让人怀疑是否中国人在藏着掖着，不让外人学习。其实不是藏着掖着，一个原因，就是象胡国栋教授《海尔制》这样认真的研究太少了。
有一则关于中国成功经验的笑话说，有人把中国成功经验，归结为“中国人不爱看书”，理由是，成功的前10年，成功者都是不读书的人，有“不三不四赚大钱”的说法为证；成功到20年，“中国人不爱看书”还适用，但改成，外国的书写错了，总教人怎么休克，中国人忙得实在抽不出时间看，没学会，于是成功了；成功到30年，“中国人不爱看书”依然适用，再次变了，认为中国人根本不善于写书总结经验，成功在于只干不说。这个笑话虽然有点离谱，但从某个角度，说明了为什么中国长期以来，出不了海尔制这样的总结，不象福特制和丰田制，刚一成功就被总结出来。
从这个角度说，《海尔制》具有非常难得的价值。这是中国管理学者对中国成功的专业反思。中国人自己总结自己，至少有一个优点，比美国人、日本人隔着一层信息过滤看中国，更为贴近真实。总结得好，还可以发现那些“因为中国，更加世界”的普适道理。
中国经验为什么是海尔制，或应该不应该是海尔制？对这个问题，中国人自己可能都搞不清楚。我遇到的许多人，对这个问题的反应，也是五花八门。归纳起来，反映的心理无非是：海尔？特朗普又没找他麻烦，怎么能是他？或，海尔？又不是排行榜第一的大厂，怎么能是他？抑或，海尔？没见到老板天天上电视做广告，也没有“董小姐”那样的流行歌曲当题材，怎么能是他？……诸如此类，共性在于，这些看法都不是来自管理学本身，而是从管理的外边，从与管理不沾边的角度看管理。
《海尔制》这本书，好在从管理本身，从管理学本身，从研究管理的专业人士本身，在商言商地认真研究问题，得出自己的见解。胡国栋教授抓住海尔模式中具有管理范式意义的方面，围绕进行了大量细致论证，指出海尔制是将中国智慧与世界格局、时代精神相结合，对东西方管理智慧、知识、艺术和经验进行融合创新的产物。它在时代属性、人性假设、企业本质以及战略、组织、激励等各个领域，都与管理思想史上的美国福特制和日本丰田制具有可比较性，触及了经典管理范式的人性假设、理性基础与基本原则等理论硬核，契合了数字时代未来管理发展趋势，蕴含着新时代管理理论发生范式转移的基本元素——可以说是管理的“元宇宙”。
元宇宙，指基本元素（新范式）的集合。《海尔制》的基本观点都是围绕这些基本元素展开的。现在市面上流行的“元宇宙”，主要是投资人对构成投资热点的基本元素的概括。这些元素的寿命，与投资周期等长，只是一些噱头。《海尔制》却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，是对管理中具有普适性的基本元素的归纳与总结。它不受短期投资热点的变化而变化，具有理论上的稳定性。对这些基本元素的总结，既是胡国栋教授的独特观点，也反映了正在形成中的人们对海尔制普适性的一些共识。在有限的篇幅里，我只提出两点，请大家关注。
胡国栋教授把海尔管理哲学，从体系上总结为“水式管理”。既出乎意料，又在情理中。作者认为，海尔制的管理哲学体系来自“上善若水，大制不割”。以“上善若水”为本体论，以“大制不割”为认识论、以“不易、变易、简易”为方法论，由此形成系统性理论体系。
我自己把“水式管理”称为“以变制变”。这是从张瑞敏说过的原话中概括出来的。指的是：在人单关系上，以人之变，应单之变。这里的变，与“时代的企业”中的时代，是内在一致的。以变制变与“上善若水”是一个意思。尤其是，赞同用《易》中的“不易、变易、简易”来概括其基本特征。
我个人认为，“不易、变易、简易”既是历史文化（中国文化的精髓），也是时代特征（网络智能的精髓），是中国这个具体与世界这个一般在普适价值上重合的契合点。因此有资格作为管理上的元宇宙要素。
上一次概括这样的元宇宙要素，要追溯到启蒙运动，它概括出工业经济的元宇宙要素，叫理性。理性的特征是以不变应万变。进入新世纪，以不变应万变的时代过去了，未来“时代的企业”所在的时代，可以用“变”来概括其元特征。
变只是一个形式上的概括，管理是关于人的，在人的元宇宙要素概括上，海尔制为管理提供了什么新东西呢？这就是人的价值第一。
比较资本元宇宙与管理元宇宙概念，前者有一个不到位之处，在于只概括了价值的客体特征，而没概括出主体特征。因此使元宇宙这一概念显得有点LOW，相当于把人只理解到以假乱真这个“大变活人”的水平。而管理元宇宙，在变这一客体特征外，概括出人的价值第一，元宇宙才有了灵魂。
人的价值第一，是有特指的，针对的是西方主流管理范式机械地强调效果和“经济人”的主张。将人与变结合起来，强调的是价值上的创造性。没有创造性的人，谈不上供给上的应变与制变；从顾客方面看，体验不同就在于强调需求上的变。福特制与丰田制的最大时代局限，就是只把人理解到生存、发展水平；人的价值第一，是指自我实现这种变。德鲁克的潜力说，最早突破了福特制与丰田制对人的理解。从今天观点看，就靠谱多了。
胡国栋教授指出：张瑞敏对企业的认识与众不同，他认为“企业即人”。“所有的企业，硬件即使再好，没有人也不能增值”。海尔创业以来始终“不易”的是，海尔坚持“人的价值第一”的企业价值观永远不变。
《海尔制》这本书，有128处提到“自主”这个词。海尔“人的价值第一”，在人性假设上的突破，是自主人假设。自主人假设在理论上的意义在于，建立起生存、发展阶段之后，人与价值之间的新逻辑联系：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，抽象劳动创造交换价值，自主劳动创造的是意义价值（从供求双方，分别表现为创新价值与体验价值；在数学上指均衡价格在AC与MC之间这段溢价）。这使海尔制在世界上第一个在自我实现水平，系统而明确地标示出管理元宇宙要素。
德鲁克在管理学史上，被归类为经验学派，演绎并不是其强项。而张瑞敏把自我实现水平的人的概念，在理论上提升到自主人假设高度。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，远比挣了多少钱这种老百姓看中，但瞬间即灭的成就高。中国企业家很难摆脱经验，产生范式级（元宇宙级）的突破性认识，张瑞敏是一个例外。这也是为什么最好用海尔制代表中国管理经验的原因。否则拿到国外，管理学家不认。不是不认你的实证经验或业绩，而是上升到理论上一看，没新东西，还是“原”宇宙中那一套。许多世界著名管理学家围着海尔转，据我观察，主要是看中范式突破这一点。换句话说，都是来看管理元宇宙的，是为了把握管理中不可证伪的普适因素。
中国成功的企业不少，但在对“时代”的认识把握与实践把握上，达到海尔制高度的不多。看了《海尔制》就会明白这一点。
